外国朋友眼中的疫情与死亡

　　作者 吕晓宁

　　本文作者在北京自我隔离。 图片来源 作者供图

　　我从未想到2020年会以这样的方式开始。因为工作原因，1月15日我从北京出差飞往日内瓦；2月初，我从日内瓦出差飞往纽约；3月初，在纽约疫情暴发前，我从纽约飞回北京。我是幸运的，几乎错过了疫情的上半场和下半场，但也绝对不是这场疫情的“局外人”。

　　3月初的纽约，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是两位数。这样一个人口密度极高的城市，是病毒传播的温床。那些天，因为工作，我每天必须出门，想戴口罩却害怕周遭歧视的目光；每次踏入没有任何人戴口罩的拥挤的纽约地铁时，都提心吊胆；每天早晨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感受一下自己有没有喉咙疼；我在包里装了一大瓶免洗洗手液，没事就往手上挤两滴……

　　我是个性格轻快的人，并不善于也不愿意长期与负面情绪相处。内心的恐惧和焦虑到达巅峰的那一晚，我坐在电脑前，给自己写了一封信。我发现自己所有的不安，都源于对死亡的极度恐惧。

　　那一晚，我开始关注身边的朋友对疫情和死亡的态度。过去5年的环球旅行，让我结交了不少不同文化的朋友，当我询问他们对疫情的想法时，收获了意想不到的答案。

　　52岁的美国金融从业者凯文说，“我担心我们所有人都会被传染上新冠肺炎”；28岁的伊朗牙医赛格说，“我觉得我肯定会得新冠肺炎，不过应该会是轻症”；47岁的德国跨国企业高管芭芭拉说，“我觉得最后我们每个人都会被传染”。

　　不同国家与文化下的3个朋友，给出了惊人的一致答案。这种避之不及的传染病，在他们看来是必然会发生的事。这是因为对新冠肺炎的无知，还是不同文化中对待疾病和死亡的方式不同？我决定和朋友们深入聊聊疫情与死亡。

　　（小标）对英国人而言，即使天大的灾难发生也要保持镇定

　　哈里是我在芝加哥认识的忘年交，他今年47岁，出生在如今的阿塞拜疆，十几岁时作为东欧犹太移民到美国读书，一口气从数学本科读到了博士后，后来从事金融行业，曾经为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工作。

　　我们聊了聊疫情。哈里认为，西方世界自二战以来，社会整体没有经历过大的灾难，中青年一代没吃过苦头，个人自由高于一切。所以，当疫情突然到来，生活必需品开始紧缺，政府下令民众居家不得出门，这让人们难以接受。

　　哈里说，在东方文化里死亡是神秘的，就连谈论死亡也让人觉得会带来厄运；西方世界里，人们不太避讳谈论死亡，但各文化对死亡的态度有差异。英国人常用幽默的口吻讨论死亡；希腊文化注重“逝者为大”，对死亡有强烈的敬畏之心；墨西哥的文化中，人就算死去，只要亲友还记得他，他就没有真正死去；在哈里的祖国阿塞拜疆，人人都知道一句俗语，“只要下葬仪式结束，土地就会变得冰冷并开始遗忘”——在阿塞拜疆的文化里，死亡就意味着结束。总之，这些相对比较“接纳死亡”的文化心态，让人们不太愿意为了一个看起来较低的死亡概率，让渡自己享乐的机会。

　　26岁的肯拉来自英国，是一名科研人员、诗人、歌剧表演者，她的父亲是英国广播公司的调查记者。我问肯拉英国社会应对疫情的态度时，她说，英国人非常骄傲，那句著名的“Keep calm and carry on”（保持冷静，继续前行）在二战期间被提出后，就几乎成了整个社会的座右铭。

　　肯拉说，对英国人而言，即使天大的灾难发生也要保持镇定，常规的生活不可以被打乱。这是来自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考量，也是人们的精神信仰和骨子里的骄傲。虽然这次疫情导致了很多变化，公共场所的关闭、物资短缺，强制隔离让很多英国人感到困惑和慌乱，但人们还是努力维持着内心的秩序。肯拉告诉我，她现在大部分时间待在家里，但依然每天外出跑步半小时。我问她，你不害怕吗？她说，会有恐惧，但恐惧不是全部，“生活中依然有我不愿为恐惧妥协的部分”。

　　（小标）德国人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习“死亡”

　　25岁的德国女孩玛丽是个法学博士生。今年2月初，她从德国到北京，趁着大家在家躲疫情的空城期，把北京城逛了个遍。面对我委婉的提醒和劝阻，她说：“少去人多的地方、戴口罩、勤洗手，遵照科学的指导，就已经能消除90%的患病概率了，我不愿为了剩下那10%的概率牺牲生活。”玛丽在北京一直逛到3月中旬，才恋恋不舍地飞回德国。

　　她不怕死吗？这种心态在多大程度上与教育有关？我和玛丽聊起德国人的死亡教育。她说，德国人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死亡这个概念，小学一年级时就有一门必修课程，可以从天主教神学/基督教神学/哲学课中三选一，分别为天主教徒/基督教徒/无神论者设计。在这个课上，老师经常会和学生探讨死亡。

　　她还告诉我，在德国，小孩子就可以决定自己死后想要葬在哪里，捐赠什么器官，甚至可以提前声明，自己死前不接受任何人工延长生命的方式（如呼吸机）。说着说着，玛丽从钱包里拿出她的“遗体捐赠卡”，上面标注着她的名字和决定捐献的器官——全身除了眼睛的所有器官。玛丽说眼睛对她意义重大，她希望带着眼睛离开。她还说，这些卡片德国人会随身带着，如果有什么意外，遗体可以在第一时间帮助有需要的人。

　　在德国，在葬礼的上半场，人们为逝者哀悼；下半场，逝者的亲人为来宾准备宴席，大家一边吃，一边分享自己与逝者的故事。大家会把与逝者相关的物品带来，按照认识逝者的年份顺序分享回忆。宴席结束时，你仿佛重新了解了逝者的一生。整场宴席充满欢声笑语与恋恋不舍，每个人都有讲不完的故事。玛丽说，按照德国的传统，这是人们与逝者在一起的最后时光，结束之后，就要真正送走他（她）了。从这个角度看，死亡不是一个可怕的终点，而是一场快乐的相聚。

　　（小标）以色列人：该尽兴时尽兴，该隔离时隔离

　　奥戴德是我在以色列旅行时遇见的朋友，26岁，在以色列最好的大学读政经哲专业，幽默开朗，18岁时便曾扛枪上战场，见证了炮火中的生死无情。3月初，他从埃及旅行回以色列后，几乎跟我同一天开始了自我隔离。他告诉我，以色列人生性爱好自由，天不怕地不怕，喜欢挑战规则，让所有人都遵守自我隔离的要求其实并不容易，但中东永不停止的战争、历史上犹太人屡屡遭受的迫害，使得以色列人极具危机意识。

　　经历过多次战争的一位42岁的以色列朋友曾跟我说，以色列只有拇指大小，从一头到另一头不过几小时车程。如果我们输了，输的就是国家的全部土地，我们每天都活在危机里。

　　应对危机，几乎是以色列社会的常态。在疫情刚有苗头的时候，以色列政府和民众就已开始警觉，对所有从境外回来的人进行14天隔离，暂停了很多宗教祷告活动。以色列有顶尖的医疗资源，人们既没有过度恐慌也没有疏忽大意，应对方式基本理性。奥戴德告诉我，除了一些在他看来固执己见的极端正统犹太教信徒，依然不愿放弃每天聚众祷告、学习犹太律法之外，大家都能够遵守隔离规定。在这些极端正统犹太教信徒看来，信仰是应对病毒和死亡的唯一方式。

　　去年8月我去以色列游玩，夕阳西下，我站在特拉维夫海边看落日。特拉维夫的海滩是我见过的最热闹的海滩。站在海边，听着大人孩子在沙滩上海水里嬉戏打闹的声音，我真切感受到人们对生活的热爱。这里的人们努力将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过得尽兴，工作时拼命工作，享受时用力享受，该隔离时也会担起责任。毕竟，他们太明白美好的生活得来不易。

　　希望经历这场灾难后，无论生长在哪种文化的土壤之中，我们都能明白什么对我们来说是真正重要的，明白生者应如何更好地面对死亡。希望一切快快好起来，我们能早日出门看看迟来的春天，抑或是南半球的秋天。

　　（本文作者是全球艺术社区项目Viva la Vida创始人、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杰出青年、G20青年企业家联盟中国区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