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观察家报》8月22日文章，原题：新大陆的水果 在欧洲人到来之前，美洲原住民早已为加勒比地区及其生物命名。他们并不是依据抽象的类比进行分类，而是按照形态特征、不同物体间可观察到的相似之处来命名。瓦尤人（居住在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边境地区的土著居民——编者注）将一种红色水果与海中的红鲉鱼都称作帕鲁卢阿，因为二者外形相近、色泽浓红，生命都从最意想不到的地方萌发而出。在他们看来，命名并非简单地给事物贴标签，而是辨识出它们共同的自然属性。当哥伦布抵达之前，这种精妙的类比式认知方式就已经存在。

　　1492年11月，面对加勒比繁茂的植物，哥伦布在航海日记中写下一句话，道破了欧洲人遭遇的困境：“（这里有）上千种树木，全都果实累累……世上最遗憾的事莫过于不识它们。”哥伦布能够看见这片天地，却无法为其归类：他背负着自认为极具权威的知识传统而来，却从未见过刺果番荔枝和辣椒。

　　两份16世纪的手稿记录了这种知识的碰撞。第一份是《印度自然史》（约1586年）。它按照中世纪欧洲植物图谱的传统，将新大陆的各类植物孤立地画在象征性土丘之上，没有原生生长环境，也没有比例参照。手稿中描绘的对象来自美洲，但框架却依旧是欧洲的。只有在第121页，描绘了一个果园，木瓜、菠萝与南瓜共同生长其中。

　　第二份手稿出自佛罗伦萨商人加莱奥托·切伊之手。他在西印度群岛生活了14年，这份文稿直到1992年才公之于世。他坦言自己画技拙劣，却擅长命名。他在手稿中保留了原住民的叫法，细致描述了果实的外形、颜色、气味、用途与售价。他的视角带有实用主义色彩：记录药用功效以及食用后产生的反应。《印度自然史》里展现的是收成，切伊笔下呈现的却是集市与人的身体感受。

　　菠萝就是这一矛盾的缩影。西班牙历史学家奥维耶多于1535年对它作出描述，并坦言画笔与文字都不足以描绘菠萝，唯有味蕾能够真正认识它。他记下了三个泰诺人（加勒比地区主要原住民之一——编者注）的叫法：亚亚马、博尼亚马、亚亚瓜，这些名称精准区分了不同品类的果实。而欧洲人则根据菠萝与松树果实的外形相似，将其命名为菠萝（Pineapple），用一个熟悉的事物解释陌生事物。

　　1544年，一群来自欧洲的海难幸存者被困在哥伦比亚的一处海岬，吃下了仙人掌果：伊瓜拉亚果。当他们看见自己的尿液变成浓烈的红色，“如同流出鲜血一般”，顿时惊恐万分，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原住民贡萨洛先生早已吃过这种果子，见状笑着宽慰他们并无性命之忧，这种色素对人体无害。书本上的知识无法跨越地域传播，而口耳相传的活知识却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直至今日，瓦尤人依旧会在半岛上采摘伊瓜拉亚果。

　　源自古希腊生物学家泰奥弗拉斯托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古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与希腊药理学家迪奥斯科里德斯的欧洲植物学传统，从未预料到番石榴与南瓜这类物种的存在。想要命名它们，就只能借助类比与外来借词：旧大陆没有任何一个词语可以单独指代它们。

　　美洲的植物考验了欧洲人命名世界的权威，迫使欧洲人去倾听那些不曾被文字记载的知识。新大陆水果带来的影响，并不只停留在饮食层面；它同样是一场认识论层面的冲击。（作者韦尔德勒·格拉，李迅典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