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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15万拾荒者全家驻垃圾场 帮派林立抢争地盘

发稿时间:2016-02-03 07:05:07 来源: 中国青年报 中国青年网

  1月最后一天的晚上9点,北京室外温度为零下9摄氏度。在某大型商场门口,一个佝偻的身影趴在垃圾桶上,努力地摸索着里面的杂物。不一会儿,几个可乐瓶、几张废纸就被挑出来,分别装进她身后的蛇皮袋中。周围是十几个裹着羽绒服的年轻男女,他们正说笑着等红灯。

  这个身影属于62岁的张明霞,一个在北京拾荒20多年的老人。在这20多年间,白天的北京,基本不属于她,环卫工人、保洁公司的工作人员,会定期清理垃圾桶,不让张明霞等拾荒者染指。只有等这些“正规军”下班后,她才从只有半人高的窝棚中走出来,开始一整夜的工作。

  非但如此,即使在黑夜中,张明霞也要面对另外的力量。她不得不每月给所在区域的“老炮儿”上交一部分费用,否则,她很难在此地立足。即使这样,她收来的废品也常常被人偷走,也时常在翻垃圾桶时,遭到其他拾荒者的袭击。

  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王维平,多年来一直和拾荒者打交道。据他调研,在北京的拾荒“野战军”足足有15万人,分成多个“帮派”,分布在京城80多个地方。他们大多以“同乡”形式聚集在一起,分割各自的利益区域。

  张明霞等拾荒者,就在“正规军”和“野战军”的夹缝中艰难生存。

  很多人拖家带口,进驻到各个城市的垃圾场,复制着暴富的发财之路

  张明霞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一个人从湖南老家跑到北京“捡破烂儿”的。刚来北京时,因为租不起房,她找到一处城中村,用碎砖头和旧油毡,靠着别人房子的墙根搭了一个窝棚。这么多年,她一直居住在那里。

  从一开始,张明霞就卷入这个拾荒者的“江湖”。

  城中村里的几十户家庭,大都是收购废品的河南人。虽然已做邻居20多年,但张明霞跟他们的交流并不多。

  “他们也不叫我名字,就喊我‘蛮子’。”张明霞穿着一身捡来的旧棉衣,远处车灯照过来,能看到她的手皲裂出一道道伤口,里面沾满了黑色的污垢。她擤把鼻涕,红着眼睛回忆:“有时一个瓶子扔过来,我想去捡,他们就从背后使劲拍我,说要打死我。”

  有时她一觉醒来,屋子里整袋的塑料瓶就不见了踪影。面对这些无奈,张明霞大多会默不做声,“我不跟人吵架,也不能惹麻烦”。

  这个老人并不知道,那时的北京的拾荒者“帮派”,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激烈的争斗。她所经历的,不过是最平淡的一种。

  据王维平介绍,最先进入北京“捡破烂儿”的是四川人。1987年的一天,一个四川巴中(原达州地区巴中市)人拿着政府部门开的“条子”来到他的办公室,说“想进垃圾场捡垃圾”。

  当时王维平在市环卫局负责北京垃圾场的管理工作,“收集、运输、处理整个流程下来,一吨垃圾需要157元,既费钱又费事”。碰到有人自愿上门捡垃圾,他当即答应。“他们捡得越多越好,我们就省事儿了。”

  获得同意后,这个名叫杜茂洲的四川巴中人带着家乡弟兄涌进了北京一处垃圾场。几乎在一夜之间,1000多亩的垃圾场围墙边上,全部搭起了一米半高的窝棚,500多人开始在那里生活。

  在北京一座座垃圾山上,这些巴中人每月人均能“捡出”1500元,成了当时的高收入阶层。而当时王维平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200多元。

  杜茂洲理所当然地成了这500人的“把头”,他们每人每月要向他上交500元的份子钱——这是来北京前,在老家当小学教师的杜茂洲不敢想象的。那时,他一年的工资只有400多元。

  暴富的消息一传开,散发着恶臭的垃圾场成了不少人眼中的香饽饽,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拾荒队伍中。当时只有47万户籍人口的四川巴中市,其中25万人散布在全国各个城市以捡垃圾为生。到上世纪90年代,河南、河北、安徽、内蒙古、江苏等省份的人,也开始拖家带口地驻进垃圾场,梦想复制巴中人的发财之路。

  河南固始人老秦就是在老家做生意失败后,被邻居拉到北京“捡破烂儿”的。

  “那时在家做生意欠了27万元,到北京捡4年破烂就还清了。”老秦坐在椅子上晃着二郎腿说。他的身后,是上下两层堆满塑料瓶的废品仓库。经过20多年的打拼,如今他已经成为一个废品收购站的老板。

  像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在散发着恶臭的垃圾场,淘到了金子。

  每个帮派都设立了自己的“飞虎队”

  自从巴中人进入北京的垃圾市场后,与北京垃圾业相关的一切,看起来都蒸蒸日上。不过,始料不及的是,与拾荒队伍一起膨胀起来的,还有行业内的恶性竞争。

  “从前,打架、械斗几乎是家常便饭。”王维平摊开手比画出一个圆形,“就这么大的地盘,四川人、河南人、河北人都想多占点,互相挤压。”

  老秦还记得,当时为了抢首钢附近的一片垃圾场,“来了几卡车人,武器都用上了”。

  在这种局面下,每个帮派都设立了“飞虎队”。他们是最能打的一批年轻人。王维平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个庞大的群体已经成为北京治安最不稳定的因素之一。

  也有拾荒者一直回避这个“江湖”,他们大多呈“原子型”分布,与外界保持着最低限度的联系。张明霞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她没有找湖南帮派,也没有经历过那些血雨腥风,她也因此无法进入垃圾场捡“宝贝”,只能年复一年地,依靠翻垃圾桶维持生计。

  1997年,北京的拾荒队伍已经扩大到了8.2万人。这时,有关部门向王维平透露了一个信息:北京市刑事案件,其中七成以上是拾荒者犯下的。“有的人捡不着就偷,偷不着就抢,污水井盖儿、绿地护栏、变压器、甚至地铁的电缆都给你铰了。”王维平说。

  为了缓解这种越来越混乱的局面,王维平凭借自己的“三把刀”,最终促成北京10多个拾荒帮派坐到一起,商议解决方案。

  “第一把刀是恩情,当时他们发家都靠我;第二把是我的官方身份,我主管垃圾场;第三把是,我这儿有执法队、城管。”王维平站起身,手臂在空中飞舞,描述着当时的场面。

  “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分工:“四川帮”有5.7万人,负责捡垃圾;“河南帮”1.7万人负责收废品;“河北帮”1万人,负责在四环外接应——城里收来的废品运到这里进行分类回收,再卖给产业下游的废品加工商;“江苏帮”人数最少,只有1700人,他们负责回收地沟油。

  这场“会议”奠定了北京拾荒者的格局。即便今天,一些“帮派”仍沿着当初划分的老路继续前行。

  就在这场“会议”后,河南人老秦买了一辆小货车,开始在天坛附近的胡同里定点收购废品。这时,每个月除了给胡同里的“老炮儿”上交3000元外,他还能净赚上万元。

  如今,老秦已经搬到了北京最大的废品收购中心。那里聚集了200多家废品收购商,其中140多家的老板是他的同乡,河南固始县人。

  当时曾经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等媒体上的“京城破烂王”,如今几乎消失在公众视野中

  那次会议以后,昔日的“把头”杜茂洲也在2001年创办了废品回收公司,统领着北京崇文、通州、平谷、昌平、密云5个区垃圾填埋场的废品资源。4年后,被誉为“京城破烂王”的杜茂洲对着电视镜头意气风发地说:“北京遍地是宝,只要你肯弯腰。”

  只是,这个当时曾经出现在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等多家媒体上的“京城破烂王”,如今几乎消失在了公众视野中。10年前全市有1000多个未被治理的垃圾填埋场,到今年也仅剩76个。昔日依靠垃圾场生存的杜茂洲,现在却因为垃圾场不再允许拾荒者进入而无处可去。他2006年在大兴区投资的塑料加工厂,后来被作为“低端业态”被取缔。

  和杜茂洲一起消失的,还有当年5.7万人的“四川帮”拾荒大军。他们逐渐被河南人取代,只不过这些新的拾荒者也只能沿着大街翻垃圾桶,或者在建筑工地捡废弃建材了。

  “2009年时全北京有15万拾荒者,2014年已经减少到了10万人。”王维平担忧拾荒队伍的萎缩将导致北京垃圾处理不堪重负,“北京每年生产700万吨垃圾,此外,这些拾荒者能够回收700万吨,现在废品集散场一刀切地关闭,当然是不合理的。”

  面对这种局面,有人提出建更多垃圾处理厂,提高垃圾处理能力。王维平却认为这样的对策不切实际。“北京没地了。建一个垃圾厂最少得花3年的时间,而且建谁家门口都不愿意。”

  在王维平看来,北京面临着另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现在的垃圾处理厂只能对垃圾进行粗拣,远没有人工分拣精细。

  和杜茂洲一样,随着北京和河北塑料加工厂的停业关闭,老秦的日子也不好过了。

  “之前一星期就能处理一仓库货,现在要两个星期才行。”站在自家堆满洗衣液壶、电线轮毂和各种饭盒的仓库前,老秦抱怨道,“河北文安那边的厂子越来越少了,货出不去。”

  不仅如此,由于国际原油价格下跌,塑料价格也跟着大降。他把一个饭盒拿在手里摇了摇,皱起眉头说:“去年这种塑料一公斤能卖到5.8元,今年才卖到1.8元。”

  老秦收购点所在的这个大型废品回收中心里,大多数商家都感受到了市场的“寒意”。

  园区里的几家废铁收购商已经停业,废铁的价格从去年的4.2元每公斤一路降到了今年的0.4元每公斤,旧钢筋、生锈的铁板堆满他们仓库的每一个角落。

  “现在国家的铁都用不完了,哪还要这破烂,他们赔了上百万元啊。”老秦指着不远处的一家废铁收购点,拉低声音说。

  不过,每天晚上7点开始,仍然会有三四百辆拉满各种废品的卡车会陆续进入园区。这种景象让老秦感到放心,他相信国家不可能让这个行业消失,“只要我们停业一个星期,你信不信全北京满大街都会堆满瓶子?”

责任编辑:郭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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