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恩“胜利大逃亡”让日本失去了什么

　　▋作者 袁 野

　　2019年的最后一天，日产汽车前董事长卡洛斯·戈恩上演了一出“胜利大逃亡”，从东京的软禁中出逃，抵达黎巴嫩。全世界为之震惊，日本政府尴尬莫名。

　　一个65岁的外国人，如何躲过全天24小时的严密监控，绕过对其行动的种种限制，瞒过戒备森严的日本海关，在众目睽睽之下逃走？

　　互联网上立刻掀起了舆论狂欢，众说纷纭。有媒体称，他藏在乐器盒里金蝉脱壳。东京、贝鲁特和巴黎充斥着关于戈恩的妻子、兄弟或土耳其特工的故事——他们中的某些人用私人飞机将戈恩偷运出境。有媒体称，好莱坞已为争抢戈恩这部冒险片的拍摄权而大打出手。谁该来主演，是汤姆·克鲁斯还是罗温·艾金森（喜剧《憨豆先生》的主演）？

　　戈恩的日本之旅看上去有些不可思议。1999年抵达日本后，他在当时奄奄一息的日产上演了一场惊天大逆转，与法国雷诺结成产业转型联盟。他赢得了如潮的赞美，或许也因此遭到了憎恨——从来没有哪个外国人在任何一家日本公司爬得这么高。2018年11月19日，戈恩因涉嫌金融违规在东京羽田机场被捕。

　　沸沸扬扬的风波无需赘述，孰是孰非也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戈恩的遭遇表明，7年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恢复日本在全球经济圈中的地位而付出的艰辛努力，并未收获预期的效果。

　　在从贝鲁特发出的声明中，戈恩证明了自己“打嘴架”的本事。他声称自己逃离的是“不公正和政治迫害”。这出闹剧表明，自2012年以来，安倍的“三大要务”中，有两项正在偏离正轨。安倍上台后承诺进行全面的经济升级，采取更能吸引外国人才的措施，以及修改日本战后和平宪法。戈恩的举动与第三项无关，却无情地嘲讽了前两项。

　　加强公司治理被视为安倍结构性改革的重大胜利。近年来，安倍政府推出了类似英国的管理法规：让股东在决策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鼓励更多的外部董事；敦促日本公司公开交叉持股信息，而交叉持股是日本企业阻止外国公司收购的手段之一。然而，奥林巴斯和东芝的财务造假丑闻，以及神户制钢、三菱材料、安全气囊制造商高田等多家公司的安全数据造假丑闻表明，日本公司仍然对谁也不必负责。戈恩在日产的垮台也是如此。

　　对戈恩的多项指控已有“实锤”，但“锅”或许不能全让他一个人背。他之所以越过法律的边界，与日本社会大环境的功能失调不无关系。

　　很多人说，在戈恩事件中蒙受最大损失的是日本的法律体系。戈恩称他面对的是“被操纵”的司法系统。毕竟，日本的定罪率高达99％。人们很难理解，在日本这样高度发达的国家，怎能把人囚禁数月，几乎不允许律师和家人探视？

　　有人指责日本对日本高管和外籍高管持双重标准，这同样难以反驳。安倍曾表示，要把日本打造成能吸引跨国公司高级人才的金融中心，让更多外国银行、贸易和咨询公司落户东京、大阪或福冈。然而，日本并没有得到安倍期待的关注，国际资本市场也没有几个响亮的名字对日本企业感兴趣。

　　究其根本，这要归咎于东京的官僚作风、僵化的劳动法和高得可怕的税负，归咎于严苛的移民标准和企业界糟糕的英语环境，归咎于日本的经济体系没像安倍的支持者标榜的那样，做好迎接全球化的准备。

　　在日本，戈恩热衷于改变公司的每一个细节，成效惊人。如今，在一些人眼中，他的出逃或许是意料之中的结局——人们都在谈论日本的“新”，但“旧”的东西仍然太多。